人马合一要靠这个小物件（字载匠心·惊艳时光的中国智慧） - 玩球直播官网

马镫，这个看似微小的器具，极大地提升了骑乘的便捷性和稳定性，使骑手能够更自如地完成上马动作。在马镫出现之前，骑手上马的方式显得不够流畅，例如需要借助土坡或他人的帮助。

马镫的意义远不止于辅助上马。它为骑手提供了身体的支撑点，从而在骑行过程中保持平衡，更有效地操控马匹。西方将马镫称为“中国靴子”，它通过丝绸之路等交流途径传播，为骑兵带来了显著的军事优势，深刻影响了亚欧大陆的战争模式，甚至间接促成了欧洲骑士制度的形成。

从单镫到双镫的演变

考古证据显示，马镫最初以单镫的形式出现，仅用于一侧，主要目的是方便上马。1958年，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出土的骑马陶俑，其马鞍下方（左侧）悬挂有三角形单镫，右侧则无相应部件。考古界普遍认为，这仅作为上马时的脚踏，无法在骑行中支撑身体重量。

2019年，江苏南京五佰村孙吴丁奉家族墓的考古发现，为马镫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证据。该墓葬出土的一件骑马陶俑，其马腹左侧悬挂着一只三角形马镫。丁奉于建衡三年（271年）去世，这一发现将马镫的出现时间提前了31年，颠覆了“马镫最早出现在西晋”的传统说法。

单镫之后，双镫应运而生，这一技术演进过程虽然不长，却体现了技术发展的渐进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江苏南京象山琅琊王氏家族墓的发掘中，7号墓的墓主人被认为是“书圣”王羲之的叔叔王廙，他于公元322年去世。该墓出土的一件陶马俑已配备双镫，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双镫实物。

除了陶俑，辽宁朝阳袁台子墓、辽宁朝阳冯素弗墓等地也出土了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马镫实物，宁夏固原北魏墓则发现了北魏时期的马镫。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鹏指出，这些考古证据链表明，中国古代在三国魏晋时期已经完成了从单镫（辅助上马）到双镫（稳定骑行）的发明、应用和传播。

材质与形制的多元化

中国早期马镫的镫柄较长，穿孔位于柄的上部，多采用木芯，外部包裹鎏金铜片、铁片或皮革。例如，辽宁朝阳袁台子墓出土的马镫为木芯外包皮革，辽宁朝阳冯素弗墓出土的则为木心钉鎏金铜片，宁夏固原北魏墓出土的马镫则为铁质。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辽宁朝阳冯素弗墓出土的一对马镫，它们是辽宁省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也是马年生肖展的焦点。这对马镫于1965年出土，高约24-25厘米，宽16.8厘米，由桑木条包裹鎏金铜片制成。其独特之处在于“双马镫实物”和“有年代可考”。

冯素弗于415年去世，这对马镫在其墓葬中被发现。由于年代久远，马镫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腐蚀和断裂，尺寸也有所缩小，木芯与鎏金铜片分离，但整体形态得以保留。目前，尚未发现比冯素弗墓出土马镫年代更早且保存基本完好的双马镫实物。

除了木制、铜铁材质，马镫还出现了银制和玉制。

《南齐书》记载，齐武帝曾批评其子庐陵王萧子卿用银制作马镫，认为“纯银乘具乃复可尔，何以作镫亦是银？”。

《世说新语》中也有关于玉马镫的记载，讲述了东晋谢万于公元359年兵败寿春，在逃亡前仍要求使用嵌玉的马镫。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跃马扬鞭——马年新春文化展”上，展出了一件明代刻花黄玉马镫。据策展人许文珺介绍，专家通过观察其明显的磨损痕迹和残留的尘土，判断这件黄玉马镫曾被实际使用。

改变战争格局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马匹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商代晚期，马车已超越交通工具的范畴，开始用于战争。西周时期，马车更是成为衡量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志，“千乘之国”、“万乘之尊”等说法应运而生。

战国时期，依赖马车的“贵族战争”在机动性强的游牧骑兵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代表的改革，标志着骑兵开始取代战车成为战场上的新力量。“战车+骑兵”的协同作战模式，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重要支持。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得到迅速发展，至唐朝已趋于成熟，成为战争中的主导力量。

吕鹏解释道：“马镫为骑手的双脚提供了‘支点’，解放了双手，使得骑手在高速奔跑的马匹上能够稳定地操控弓箭、长矛，实现人马合一。特别是甲骑具装（骑手与马匹均披上铠甲）的出现，使骑兵如同‘冷兵器时代的小坦克’，冲击力大大增强。”战斗力的显著提升，使得骑兵的作战方式从袭扰、骑射扩展到集团性的军团冲锋，从而改变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形态。

有了马镫，骑手在夹枪冲锋时，甚至可以站立起来，将全身的重量和马匹的动能通过长矛传递给目标。古代骑士或许不了解“动量守恒”的原理，但他们通过踩踏马镫的动作，已将其在实践中运用。

在三燕时期，马镫等马具在战争中的应用尤为突出。已发掘的三燕文化墓葬中，有多座墓葬出土了双镫。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田立坤认为：“鲜卑族是游牧民族，马是其重要的迁徙工具。三国时期，鲜卑族首领莫护跋率部南迁，定居辽西。尽管定居，但马的重要性并未减弱，反而因争夺生存空间及生产生活资源的需要而更加凸显。慕容鲜卑能够征服高句丽、夫余以及宇文、段部，并问鼎中原，除了其顺应时势的内政政策，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装备精良的重装骑兵，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燕文化马具首先通过部族冲突传播至高句丽地区，并经由高句丽影响到朝鲜半岛南部及日本列岛。田立坤指出，从组合、形制、结构等方面来看，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古坟时代的马具，包括马鞍、马衔与马镳、马镫等，均可追溯到三燕文化马具系统。

6至7世纪，欧亚大陆草原民族的迁徙导致马镫的使用逐渐向西传播，传入萨珊波斯、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并于8世纪后在欧洲逐渐普及。随着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骑兵成为封建领主军事武装的主力，封建贵族骑士成为骑兵的主体。重甲骑士需要借助马镫，并在仆从的帮助下才能登上战马，并在身披重甲的战马背上保持稳定并有效作战，避免在格斗中轻易落马。可以说，马镫为欧洲中世纪骑兵重装化浪潮提供了技术支撑。

从材料和形制上看，马镫或许是一项结构简单的马具，但其产生的实用价值却是革命性的。正如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所言：“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马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总结道：“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社会一样，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如今，虽然重甲骑兵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无论是草原牧民的放牧、马术选手的竞技，还是游客的骑行游览，马镫依然是人与马之间不可或缺的连接点。这一小小的器物承载着千年的智慧，并继续书写着人与马共生同行的故事。